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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中国‘文’领域的变化中, 尽管其性质复杂多歧, 却最受瞩目的就是沟通体系本身的变化.沟通体系的变化固然是每个时代所呈现的现象, 但这在19世纪-20世纪, 其变化的幅度与性质是空前的, 故更能受到人们的关注. 这种变化不仅引起了社会上的变化, 甚至影响了人的意识与感性结构, 因此从这一点来看, 它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在这篇文章里, 我要探讨‘文’领域与新媒体(新闻报刊)间的关系. ‘文’是通过各种语言结构来联系人与世界, 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媒体. 作为一个媒体的‘文’, 其功能是在社会的沟通体系、制度内, 通过与其他媒体的关系中得到确定的. 换句话说 每当发生媒体体系内的变化如新媒体的出现等, 则其内部的各种媒体也受到功能与角色上的调整. 同样, 当探讨新闻报刊等的新媒体与‘文’领域的关系时, 我们也应从新闻报刊的出现对现有媒体体系的变化层面上着手. 不过, 我们在这里必须注意一点：即新闻报刊这个印刷媒体 它具有如现有‘文’领域一样的媒体性质, 但其本身又是‘文’领域的一部分. 当然它不单纯的属于‘文’领域, 而具有现有‘文’领域所没有的特殊形态与性质. 简言之, 新闻报刊是为整合以‘文’为形式的各种沟通媒体的媒体. 因此, 尽管‘文’与新闻报刊的关系为媒体与媒体间的关系, 两者形成互相竞争与互补的关系, 但又不同与其他媒体之间的关系, 而具有一种独特的特性. 尤其是从新闻报刊一起的社会体系与制度上的变化来看, 我们就不能单纯视之为现有媒体中新媒体的出现, 而是要把目光放出到它所带来的沟通世界空前的扩展上. 即19世纪‘文’领域, 因其媒体体系的变化而得以扩展的沟通空间为基础上, 达成了自我调整. 因此, 本论文以19世纪中国整个媒体体系中‘文’领域产生的功能变化为着眼点, 欲从19-20世纪初发行的≪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1833, 廣東), ≪遐邇貫珍≫(1853, 香港), ≪六合叢談≫(1857, 上海), ≪中西聞見錄≫(1872, 北京), ≪瀛寰鎖記≫(1872, 上海)为中心, 探讨‘文’领域与新媒体的关系, 尤其着重分析作为‘文’领域一部分的新闻报刊如何与现有‘文’体系形成关系, 以及在这个过程中‘文’领域上发生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