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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论文关注淸代文人社会中广泛进行的名为‘扶乩’的占卜形态，考查了它的起源和变迁，宗教特性，文化心理, 及其在中国文人社会所具有的意义。尤其是文人笔记里面记载着不少关于扶乩文人自身的直接或间接经历，本文以这些笔记记录为中心，追寻扶乩信仰的核心要素--‘文字性’的意义，因而阐明扶乩和文人文化的关系。 在中国，扶乩信仰起源于南朝时期，一直可以追溯到‘紫姑神’。据南朝宋劉敬叔的󰡔异苑󰡕记载, 紫姑本是一个人家的妾，因受其妻嫉妒而死。人们在正月十五这天制作紫姑形象的人偶进行祝愿，神就会显灵，告诉人们占卜的结果。这时，拿着人偶的人会感觉到人偶变重，神就降临，如果占卜的结果好，人偶就会欢快地跳起舞来，如果占卜的结果不好，人偶就会仰面头睡起觉来。 紫姑信仰可以说是巫俗凭依，艾良德(Mircea Eliade)的 ‘死者家’, 以及女性, 农耕等宗教象征体制相混合构成来的民间信仰。 然而后期的紫姑信仰并没有保持这种最初的原形，而是逐渐转化成纯粹的扶乩信仰。这种变化主要可以从宋代的文献中得以确认。变化的核心是从紫姑的‘人偶’变为紫姑的‘笔’。 到了宋代，紫姑神开始拿起‘笔’的工具，她不再只是用舞蹈来表达自己的意愿，而是开始用赋诗等具体的文字形式表达。以苏轼为首的宋代文人对具有文字能力的紫姑神很感兴趣，他们感兴趣的不是神的灵验，而是对她所具有的人文性和文学素养给予很高的评价。 信仰的焦点转移到神所具有的语言文字能力上，紫姑原本具有的一般农耕神⋅蚕业神的性格逐渐退化。神不再只依托自身形象的人偶降临，而是通过文字获得了一连的表达能力。紫姑的神性逐渐变得个别化，个性化。 从普遍到个别的分化, 从共同体的神到个人性的神的变化, 紫姑信仰使很多个别的紫姑诞生，带来紫姑自身无化的结果。从紫姑神开始依靠个性的文字开始，紫姑信仰就失去了农耕神、蚕业神的普遍性格。信仰的形式反而压倒了信仰的内容，发展成为日后的扶乩信仰。紫姑分化成各种各样的 ‘乩仙’, 她的形象也被 ‘乩笔’所代替。她的舞蹈变成用文字表达的 ‘乩语’。 淸代的文人对紫姑消失了的扶乩信仰、即通过灵媒呼唤乩仙，让神在乩盘上移动乩笔写出乩语的方式独特的占卜很感兴趣，并且积极响应。这与宋代的文人主要对赋诗等神的文字能力感兴趣的事实不同，他们对神的符号化的象征性的语言—‘秘密的知识’的共享表现出极大的关注。比如将来会发生的事，或者自己无法到达的地方发生的事，人的命运，隐含的真理，生与死，神的世界，宇宙万物等神掌管的领域中隐藏的知识。严密地说，扶乩与其说是宗教呪术行为，不如说是窥视神的隐密记号，探索其中隐藏的秘密知识的欲望的游戏。 尤其是纪昀很清楚扶乩在内的这种游戏的性质，他认为这是和神的领域进行真正沟通交流的场所。正如‘鬼不自灵, 待人而灵’这句话所表现出来的，他相当注重在扶乩中与 ‘灵鬼’接触的‘人’的作用。结论是淸代文人对扶乩的关心和响应是对以文字为媒介，对神的领域的接近的知识性、宗教性的欲望的表现。 传统时期，在中国知识分子的知识欲望和宗教欲望之间存在着某种纽带，扶乩恰恰反映这两个欲望之间的相互沟通融合的局面，即知识欲在内的宗教特征和宗教欲望在内的知识特征。扶乩, 即知识和宗教相互融合的文化行为中，文字以重要的媒介登场的理由就是在中国文字本身就是这两个领域上统一结合来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