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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儒林外史≫问世, 从“四大奇书”开始的中国古代文人叙事转入到新局面了｡ 吴敬梓把章回小说和史传､ 笔记､ 类书等的传统叙事样式集成到这部巨作, 而创新了一个可谓“独门绝招”的叙事模式｡ 因此, ≪儒林外史≫成为了一部又有意思又有意味的, 而且需要文人静思阅读的叙事巨作｡吴敬梓通观两千年“士林”历史和清代士绅社会的细情, 而看破了积年层累的制度矛盾所产生的知性落堕落和处在濒死的士文化现局｡ 他看来, 丧失传统原本之社会使命感却有闲自在的清代士人集团早已变成为一群“多”的､ 无所用的“社会病根”了｡ 所以他解剖了这个无望的士人社会, 而抽出了种种典型的“病根標本”――这些標本, 那可以归纳于四大门类: 八股士､ 假名士､ 賢人､ 奇人｡ 然后他通过文学的形象化工程来“加工”这些標本, 而把它在精心计划的“自然史博物馆”――≪儒林外史≫里展示了｡ 而且, 在这一部连缀“闲谈”的叙事巨作里, 他对于那些漂泊于“道义”与“势利”之间, 因而销尽心灵､ 无奈衰落的“士而非士､ 儒而非儒”的“多余人群”, 一面暴露他们的丑恶而反讽, 又一面表示同情｡ 耐人寻味, 吴敬梓自己也通过化为一个故事人物(杜仪)而成为一种暴露和反讽､ 同情的对象｡ 结果, ≪儒林外史≫别有成就了叙事模式上又创新又高雅的一个水平: 在形式方面它近于“说部”, 而在实质上已远于现成的“说部”――因为那里面的“话法”和“文法”比较文人化了; 在“作意”方面它近于“史传”, 而在实质上迥异于现成的“史传”――因为那里面的故事大多属于跟章回小说一样的虚构故事｡ 所以, 吴敬梓只得给他命了别个新名字――“外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