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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务报≫是由梁启超主编, 从一八九六到一八九八年刊行的报刊, 也是变法派所宣传维新的重要阵地｡ 一直被认为该报中有几篇所翻译的侦探小说, 这就是在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出现的侦探小说｡ 不过, 我不以为然, 就对此进行研究, 我们暂不妨将那些≪时务报≫中的侦探小说称为侦探文本, 以便阐明它的实体｡ 首先, 侦探文本里有很多新词汇和所音译的外来地名､ 人名, 这必定给读者以陌生的感觉｡ 如侦探文本本来作为侦探小说出现, 这些翻译方式没有道理的｡ 那么, 我们可以推测当时人们反倒将此认为一种文明的表现, 而且这种看法的形成借助于晚清格致谈论的蓬勃｡ 中国原有格致概念, 而到这时所用的概念不是一回事, 即不再是古代理学的“格致穷理”, 而是从西洋试验主义导出的｡ 这谈论提醒人们观察外在对象导出结果, 特为强调实证｡ 在侦探文本中, 一个包探仔细考察当场的所有事物, 用科学的方法得出结论, 这样的过程可谓是当时格致谈论的一种反映｡ ≪时务报≫的主笔观点渐趋于政学｡ 有意思的是, 侦探文本不登载的几回报上连载了另一种文本, 而且它的题目后面也添加了‘案’这个字, 因此可见这些文本都是在同一的层次上安排的｡ 这些文本主要内容是介绍打官司的底细､ 提供商务方面的消息以及科学技术的信息｡ 除了科学方面信息, 其余侧重于政治方面｡ 值得一提的是, ≪时务报≫后半篇的侦探文本在内容上有所改变, 注意到政治功能的内容颇为强化｡ 于是, 我们可以说侦探文本基本上反映着当时的谈论潮流｡ 总之, ≪时务报≫的侦探文本本来不是侦探小说, 也就是说主办该报的当时并不以它视为侦探小说, 而为宣传当时的谈论而采取的｡ 到了一九零二年, 梁启超主张“小说界革命”, 提倡政治小说, 而结果未能起到很大作用｡ 那么, 我们可以解释他的这个口号虽然判明为失败, 然而给读者以小说的眼光, 使他们发现侦探小说了｡ 这就是他的真正功绩｡ 这么一来, 二十世纪初, 侦探小说兴旺了, 当时清朝推行教育政策则, 在教育上强调试验方法｡ 那么, 侦探小说跟社会变化同步发展, 这至少呈现出侦探小说做出普及试验方法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