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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考察东西方文学史，就会发现它们主要以“一国”文学史为中心得到叙述，这些都與近代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建设紧密相关。其实與这些民族国家一样，文学史亦基本上指向了“差异性的形成”。比如说與其他民族国家文学（史）的差异性，與历史、哲学等邻近学问的差异性，與“建立法则”的、实利性之学问的差异性等的叙述與日俱增。即是说以“纯粹文学”这一理想化了的理念與“历代X国之文学”这一民族国家之欲望作为主要的两大轴心，“一国之文学史”人为地被形成。但是进入21世纪的转折期，“现在-这里”的韩国之状况却與旣有文学史所处的环境又迥然不同。从個人到国家社会，数字化（digitalization）和全球化并非作为理所當然的现象或者目标而存在，而是成为了“默认值（default）”。就如同跨国公司、FTA、EU所显示的一样，“超民族国家（trans-nation state）”之趋势正在汹涌澎湃。随之，近代文学史的适宜性又逐渐被削弱。與此同时，在这個中国作为“G2”成员之一正全面加速帝国之步伐之际，我们有必要对将中国的“超越历史的一国”性與“中国文学”之一元性看作“倒錯现象”的中国文学史进行重新省察。以此为出发點，本稿首先对“中国文学史”这一概念本身进行反思。这是因为笔者认为，为了对中国文学史的教学进行批评性考察，必要将“文学史的书写”从那些指向“近代，民族国家，纯粹文学”等一元性的理念之欲里解放出来。其次，笔者提出在中国文学史的书写與教学方面的新的方向，即“‘文’传统的復原”、“作为基础人文教学之中国文学史的教学”这两种方法，从而对其进行详论。通过这些论述，笔者试图在“G2”这一标记所引发的意义之磁场里考察中国文学史的教学情况，从而摸索出新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