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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汝伦和张裕钊两人皆为后期桐城派的代表人物，都有志乎古文。不过，他们书写里不难发现有关地理的论述。他们当时为何关注地理，并且关注什么，这是本文主要探讨的内容。首先，他们致力于古今地理的考证，吴汝伦和张裕钊两人曾经围绕着《禹贡》的“三江”展开了一番争论，以致于彼此伤感情，是具有代表性的佐证。乾嘉年间考据学盛行一世，以戴震为首的考据学者埋头于考证，地理亦为其对象之一。这样的学术空气可能影响到后续的后期桐城派，而桐城派的关心不止于学术活动，进而关注地方志的编撰，譬如吴汝伦的《深州风土纪》为佳好的方志之一。他们把精力倾注于地理方面上，是因为当时政治上的需要。中俄之间当时签订几次定界条约，而地名不明确，并且为附带相关地图，不能确定正确的境界，因此带来领土上的损失。因此，他们颇为重视底图的重要性，深深了解地图的发展，理出古代地图上精制的制作方法，特别是裵秀的分率、準望等概念。在这一点上，他们也提出适合当时的地图制作方法。他们也讲究地图的发展，引起他们眼光的是，大多较为精确的地图，这就说明他们追求的地图是什么。他们固然因政治上的需要而重视地图，然而还希望人家通过地图反思中国处于世界何处。如此启蒙的欲望也反映在他们教育实践上，两人都以出题的方式强调学习地理知识的重要性，特别是，吴汝伦身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亲身赴日视察其近代教育现况，归还后他所倡议的教育体制里安排了近代地理，是无言而知的。他们既然是传统文人，而呼应时代的要求，注目地理的重要性，致力于振兴地理知识，也难能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