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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愈ㆍ歐陽修兩人對作家窮達與創作的關係作出了頗爲精辟的論述. 按照韓愈對‘不平則鳴’的解釋, 以及在<送孟東野序>中所擧的例證來看, ‘不平’應包含兩種意義. 它旣有‘不得已而言’時而發出的不幸之鳴, 也有歌頌國家之盛的和平之鳴. 從<送孟東野序>的寫作主旨和內容來看, 韓愈更重視那種‘自鳴不幸’的不平的鳴. 他所說的‘不得已而言’, ‘其歌也有思, 其哭也有懷’, 主要是指那些抒發胸中抑鬱悲憤感情之作品. 正是那坎坷的命運, 窮厄的生活成就了作家, 使他寫出能眞實地反映現實, 從而流傳後世的好作品. 歐陽修受到韓愈‘不平則鳴’的看法的啓發, 通過對自己和梅堯臣等友人的生活ㆍ創作道路的回顧與小結, 提出了‘窮而后工’的觀點, 從作家窮達與文學創作的關係作出了令人首肯的理論槪括. 歐陽修在<梅聖兪詩集序>中, 具體分析不得志之士, 大多縱情山水, 放浪形骸, 他們一方面喜歡描寫大自然的景物, 探索它們的奧秘; 另一方面由于心中充滿了懮思感憤, 很容易生發怨恨ㆍ諷刺之念頭, 因而他們就能傾吐羈臣ㆍ寡婦之哀歎, 寫出人們難以表達的話語, 抒發眞實的感情; 地位愈低, 環境愈惡劣, 他們的作品就愈工. 歐陽修也對不同地位的兩種人寫的作品持有不同的看法, 一爲‘達而能偉’, 一爲‘窮而后工’. 前者偏重于思想內容, 後者着眼于作家的經力. 但是歐陽修在<薛簡肅公文集序>中, 持出君子中存在着‘施之事業’ 或 ‘見于文章’的兩種人. 前者多爲得志之士, 他們致力于立功揚名, 而以文章爲末事, 無暇或無能過問; 後者多爲失志之人, 他們“窮居隱約, 苦心危慮, 而極於精思, 與其有所感激發憤, 惟無所施於世者, 皆一寓於文辭. 故曰窮者之言易工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