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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的〈水〉顯示着農民通過水災脫離落後意識而形成共同體觀念, 進一步走上階級覺悟和鬪爭的道路的過程。丁玲在這個過程的形象化上表明了出于勝券的歷史展望。〈水〉有着些個美德, 就是沒有簡單地描述農民的階級意識的成長, 而且利用着聽覺以及視覺的形象强化作品的眞實性。在這一點, 跟以水災爲題材的其他作品, 如田漢的〈洪水〉和慮隱的〈水災〉, 甚至以農村社會的崩壞及農民的苦難爲題材的農民小說比較起來, 〈水〉具現着更有高度的現實性和當代的意義。〈水〉在丁玲的創作道路上證明着完全脫離了以前的創作傾向。衆所周知, 丁玲的方向轉換, 就是從女性的寫作轉換到男性的敍事幷不是在短時間內完成的, 是在從1929年後半到1931年中半的長時間內逐步地實現的。她的〈韋護〉和〈一九三O年春上海〉可以說有着在她的方向轉換上開初的意思, 而在胡也頻死後創作的〈田家冲〉和〈一天〉也有着重要的意義。在這樣的情境上, 我們可以說〈水〉是她的方向轉換的結尾。馮雪峰的〈關於新的小說的誕生-評丁玲的｢水｣〉和錢杏邨的〈一九三一年中國文壇的回顧〉都是在1932年一月同時發表的, 然而他們對於〈水〉的評價是截然不一樣。馮雪峰對于〈水〉以旣嚴峻又冷靜的態度提出了批評, 不過有趣的是, 丁玲在〈我的創作生活〉里面全心全意地收容他的評價。考慮到在跟〈水〉幾乎同期發表的〈不算情書〉的內容, 馮雪峰的評價背後里隐藏着丁玲和馮雪峰倆人的私人的及公開的關系。顯得旣嚴峻又冷靜的馮雪峰的評價里面隐藏着对彼此的信仰和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