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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晖的现代性反省是经过八十年代思想运动的挫折而重新探索新思想的重要策略｡ 本文是要阐明汪晖的现代性反省是在对西欧现代性话语的批评性阅读下进行了对中国八十年代思想界共有的认识框架的批评和克服｡ 在《韦伯與中国的现代性问题》 上, 他说, 韦伯阐释新教與资本主义产生的关系, 可韦伯把欧洲历史當成一般历史｡ 因此, 韦伯虽然阐释非西方文明與理性化的关系, 但是他的这些研究只能阐释出非西方文明不能产生资本主义的过程｡ 这種说明是韦伯的研究动機和方法论的必然结果｡ 汪晖點出韦伯研究框架的有限性, 也要求探索什麼是产生中国资本主义的中国文化同一性这个问题｡ 在《“科学主义”與社会理论的幾個问题》 上, 他批评作为科学主义理论创始者哈耶克的见解｡ 哈耶克对实证主义的批评尽管有洞察, 可他还是在自然/社会二元论上展开思想｡ 他还使用把认识论直接转化为社会研究的方法论, 在他的思想體系裏, 认识论上的個人/集团, 竞争/计划二元论转引到对自由主义與社会主义的评價上｡ 这是哈耶克理论的错误, 以後这种方法论却逐渐形成一種科学主义理论模式, 而且是廣泛地被接受的｡ 汪晖主张社会主义批评是要从具體历史研究里进行, 不要从认识论推出的｡ 在《科技作为世界構造和合理性知识》 上, 汪晖介绍“科学不只是工具, 它已经是国家理性的源泉, 也是现代社会合理性知识”这種西欧理论｡ 他充分承认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上的地位｡ 这些对西欧现代性话语的批评性阅读使得汪晖解脱在文革否定的基础上形成的八十年代思想框架, 也提供探索在世界體系下进行的中国现代化历史的新认识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