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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試圖從20世紀存在主義哲學的層面，重新展開對魯迅《野草》的討論。以往的硏究，大多側重于强調魯迅作爲中華文化的特殊産物及其作品在中國社會上的現實意義和价値。而本文更注重于魯迅作品中所具有的与同時代相通的世界性意義，以及魯迅作爲一个个体生命所提出的終极疑問。作品中很多因素都印証了我們的觀点。《野草》中的許多形象，不斷而强烈地喚起我們對20世紀西歐存在主義哲學和文學作品形象認同。 以往的魯迅硏究，多數將魯迅所謂"知其不可爲之而爲之"，'反抗絶望'的的人生態度看做他所獨有的精神面貌，幷將此視爲其精神遺産中最爲可貴的部分。本文對這樣的看法也提出了疑問，對'反抗絶望'的實質(本質)進行了重新檢討。 筆者認爲,"反抗絶望"的人生態度, 与尼采 加繆所代表的20世紀"无神論"的存在主義哲學觀点一脉相通。在《野草》中，魯迅戰斗的對象，与其說是社會上的黑暗，不如說是存于人心內的的不可把握与无從抵抗的生命存在本身的虛无。同樣的道理，此一時期他的戰斗的最根本的實質，与其說是"反抗絶望"，不如說是對抗虛无的深渊。注定不能擺脫這"虛无的深渊"的命運，源于他排斥"神"，同時便也喪失了存在的終极依据。這是20世紀"无神論"的存在主義所面臨的必然結局。在排斥而喪失了神的時代，最深刻而强烈的精神追求能到達哪里? 這必然導致无神論者"虛无的掙扎"，這也正是作爲身處20世紀的知識分子 - 魯迅，通過《野草》的世界展示給我們的最可貴的部分。透過這樣的精神，我們看到了魯迅《野草》的无神論的"宗敎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