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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修辞学起源于古希腊的演说技术｡ 这时的技术包括立论和修饰词句的艺术｡ 演说在古希腊被广泛运用于政治､ 经济上的诉讼, 说服就成为演说的主要目的, 而论证也在说服中起着重要作用｡ 亚里斯多德承袭古希腊的传统修辞, 以说服和论证为主要框架设计了演讲论辩修辞理论｡ 他的修辞学注重於听众心里､ 构思过程､ 论辩､ 文体风格等說服和論證方面｡ 从此西方修辞学本身也经历了内涵意义上的不断扩展｡ 但亚氏修辞学在意思上基本与当时中国以文辞修辞研究为主的传统修辞概念有一定的差异｡ 在中国的传统修辞的视角看, 古代中国修辞与西方的说服为主的修辞有一定的差异｡ 但先秦时期诸子的相关论述中我们不难发现以说服为重点的修辞思想, 韩非子的<说难>和<难言>被很多人理解为正面宣传说服技巧的典范｡ 中国古代修辞虽涉及说服修辞, 但这种修辞不同于古希腊对公众演讲和辩论, 尤其是以君主为唯一对象的说服不同于公共演说｡ 因此, 这两篇都通过对君主心里和说服的语境的分析, 说明说服的艰难和危险｡ 在这种特殊的说服环境下, 韩非子提出了说者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 说者必须要证明自己是可以信赖的人而且有伦理道德的品德和善良的态度, 使听者处于互相信赖的心理状态, 这样才能比较容易地说服听者｡ 说者先要充分洞察听者的心里期盼, 恰当地调整言辞来说服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