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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愛玲由于對悲劇的時間意識与時代文明所持的困惑, 盡把人生視爲悲傷荒凉｡ 這无疑与她的成長期所遭遇的不幸的原体驗以及作爲當時‘東西古今’相交的大都市上海所持的時間､ 空間的特殊性有着密切的關系｡ 特別是‘東西古今’相交的大都市上海所持的時間､ 空間的特殊性, 使張愛玲位于轉折期的境界中｡ 對她來說眞實絶不會呈現成絶對的或是具有永久性价値的, 而是經常作爲一瞬間的影子的形象顯現而已｡ 位于境界之中所經歷的‘自己同一性’的混亂主要在作品里表現爲人物的模糊不淸的面孔或是无眼无口的面孔-那不僅是作家的自身形象也是我們的自身形象-使之象征性地展現出來｡ 瞬間的眞實微微呈現, 期待和理想時常与現實相錯只作爲記憶中的痕迹顯現而已｡ 張愛玲的‘傳奇’叙事能够称之爲通過‘參差的對照的寫法’体現出了‘蒼凉的美意識’以及表露出了‘淡淡的哀怨’的悲傷記憶之叙事, 也正是由此而立｡ 張愛玲通過‘傳奇’叙事把凡人的故事用不平凡的語言意味深長地刻畵出來, 這似乎像是在譏笑那个時代所充滿的理想和意志, 她用切實的語言刻畵出了凡人的世俗之欲望以及那欲望的虛妄性｡ 所以說張愛玲的小說不僅開創了大叙事占主流的啓蒙主義時期小叙事的道路, 而且還起到了解体純文學与通俗文學之區分的作用｡ 更何况張愛玲的小說卽借用了傳統小說的叙事方法又隱隱然接受了西方現代主義的特点, 因此可說在‘東西文學’的融合方面也算是作出了一些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