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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主要研究, 姚鼐在前輩的成果上確立了桐城派, 而後來曾國藩不滿意桐城文章偏重於“氣清體潔”, “獨雄奇瑰瑋之境尚少”, “以漢賦之氣運之, 而文體一變, 故卓然爲一代文家.”（吳汝綸, <與姚仲實>）由此可見這些“陽剛”之氣是曾國藩追求的文章風格｡ 他把駢文的手法引進古文書寫之中, 以突破桐城文的限界｡ 不過, 疑問在於姚鼐剛確立了文派之後, 不久就被湘鄉派代替了, 之間過渡過程我們還要探討｡ 首先, 我們要注意到梅曾亮和曾國藩的交流｡ 曾國藩既然把姚鼐奉爲文學大師, 堅持敬慕之情, 以便廣泛受到梅曾亮的影響｡ 引人注目的是, 梅曾亮的一些文論不再囿於姚鼐的圈子裏, 比如側重於經世致用的文風､ 重視氣勢在書寫上的作用､ 並重駢文等等｡ 這些主張幾乎跟湘鄉派一樣, 這使得我們推測到梅曾亮可能給湘鄉派的文論作一些作用｡ 並且, 當時梅曾亮是個文壇上的領袖, 曾國藩則重臣, 因此他們的交流本身抱有強大的波及力, 以至桐城派再次複興｡ 值得重新考慮的是, 曾國藩的意圖所在, 即是他有意創建“湘鄉派”的與否｡ 大多研究注目一些言論, 如“往在京師, 雅不欲溷入梅郎中之後塵.”(吳敏樹, <與篠岑論文派書>), 把想湘派的創建看作既成事實｡ 但要考慮到曾國藩對姚鼐的欽佩之情, 我們難以理解曾國藩卻摸索重新之路｡ 有興趣的是, 姚鼐在<劉海峰先生八十壽序>文中說過“昔有方侍郞, 今有劉先生, 天下文章, 其出於桐城乎?”, 曾國藩也再次在<歐陽生文集序>提醒類似的內容, 並且細讀該文的行文脈絡, 便看出他認定桐城派的存在, 同時認爲該文派的“文柄”已移到湘鄉｡ 我们同时还要看到曾国藩别有想法, 他将湘乡跟桐城连接起来, 去确保桐城的网络, 以便掌握全国性权力｡ 这无疑有助于他走进统治集团的内部｡ 要之, 曾國藩願努力將桐城文論傳承下去, 發揚光大, 也就是說他不是圖謀顛倒桐城文風, 而是通過把它改善, 有志乎弘揚桐城之文, 以求古文的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