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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 小说等中国古代叙事文学, 由于其不合于西欧叙事标准, 经常被贬为相对拙劣的｡ 对于这种看法宣扬偏三偏四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 早已提起许多批评了｡ 但是, 大多批评只止于谴责文化偏见的错误观点, 而如今几乎没有研究进一步涉及到分析深藏在古代中国叙事转变中的内面逻辑｡ 目前有不少论著阐述着中国古代小说的源流和叙事模式的转变, 可惜这些阐述一般限于整理表层性“事实”, 而关于深藏在“事实”里面或者背面的深层逻辑很难发现什么有道理的阐明｡ 着眼于这点, 本稿试探了中国古代叙事结构历史演变和其中内在的文化逻辑｡ 宏观以≪山海经≫和≪史记≫为代表的初期叙事文本, 我们可以发现一种类比结构｡ ≪山海经≫各条文章不但其本身具有类比特性, 而且它们集合以铸成著者(群)志向的一种宇宙观了｡ 司马迁也用十二本纪､ 三十世家､ 七十列传､ 十表､ 八书来构成了自己的天下观和人本的国家观了｡ 可是, 随着儒家地位提高到独尊, 被圣人压倒的士大夫文人们不敢创发主见, 因而潜心于小小故事片段的多样化了｡ 虽然唐传奇一时展示了可能发展到明晃晃的微光, 文言叙事难免于日日加强的琐碎化大势, 究竟归结于追求杂驳, 而连类比性都衰微的笔记叙事了｡但是, 宋代以后, 随着市民阶层抬头, 包括戏剧与说话､ 小说的白话叙事蓬勃兴旺了｡ 基于不顾抽象名分､ 看重具体实利的新价值观, 大多白话叙事否定了儒家的世界秩序｡ 这些白话叙事直示现实, 具体进行美学构思, 而生动地再现了生活的立体断面｡ 它们不肯强辩自己的世界观, 却希求读者(或者“看官”)通过主动地解释故事, 而形成自己个性的世界观｡ 可是, 跟古来文人的类比叙事根本不一样的这种新的叙事不能不引了起儒家士大夫的警觉｡ 他们一面抑制, 一面试图了“教化”｡ 因此, 一些白话叙事终于经受“雅化”了——例如≪水浒传≫被戴上了“忠义”之冠帽, ≪三国演义≫需要强辩“正统”和“仁义”｡ 在雅俗之争过程, 一些被儒家士大夫“洗礼”的白话叙事露出归属于类比的消极倾向, 另一些白话叙事却积极收容正统诗文的特长而提高了自己艺术性｡ 结果诞生了雅俗融合的≪红楼梦≫这一部不朽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