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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篇文章考察了, 在革命作爲新的話語出現的一九三○年前後, 女性作家們, 特地廬隱與丁玲的敍事里有什麽變化? 這里選擇廬隱與丁玲之所以, 就是因爲這兩個人在完全不一樣的觀點代表着一九二○年代的敍事. 卽如果廬隱基於悲哀的情緖接近了女性問題的話, 丁玲拿着女性的性慾的記號接近了女性問題. 在一九三○年前後, 廬隱描寫了從事革命而被革命放棄的女性, 這里的革命可以說是象徵男性或者男根中心主義的記號. 廬隱還有關心現實社會里的巨大問題, 比如一九三一年的水災和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上海事變等的歷史的事件, 可是她很容易地傾向於愛國主義的熱情. 反面, 丁玲在<韋護>里描寫了‘革命與戀愛’的衝突以後, 在<一九三○年春上海>, <田家冲>與<水>等的作品里完全脫離了描寫女性的內面心理的模式. 丁玲通過這些作品表示了從個人的覺悟, 經過階級的覺悟, 進一步到集團鬪爭的步驟. 這兩個人的敍事變化可以說是使我們回顧了一九二○年代的女性小說的性格, 同時給一九三○年代的女性作家提示了重新的敍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