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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藏附有唐文书的苇席（本馆3978）于1912年3月左右在日本大谷探险队第三次探险时出土于吐鲁番阿斯塔那230号墓。此外，日本大谷文书和中国吐鲁番文书中还收藏了被裱糊的文书片与同一文书的部分内容。 1950年代开始，日本和中国就公开了有关本国收藏的部分裱糊文书中的《唐仪凤三年度支奏抄･四年金部旨符》（以下简称“度支奏抄”）内容，两国学者便开展了活跃的深度研究，硕果累累。结果，唐朝尚书省下达的679年度全国预算执行文件《度支奏抄》成为填补唐前期国家财政史料不足的珍贵出土文件。2020年，国博决定对文书进行分别调查。本稿将介绍作为调查结果的苇席与裱糊文书的复原成果。 首先，分离的文件片由2种4张组成。经确认，分离的《度支奏抄》(2020NMK1:1, 2020NMK1:2)可与72TAM230:46/1, 72TAM230:46/2相连接。在确认新条文的同时，通过文书的接合，可以弥补不完整的现有条文内容。新发现的《唐上元年间西州仓曹司案卷为高昌县申送逃走卫士庸绁价钱事》(以下简称“逃走卫士案卷”)(2020NMK2:1, 2020NMK2:2)与72TAM230:62, 72TAM230:63及72TAM230:80/4･9･10为同一文书，其中2020NMK2:1和72TAM230:62，72TAM230:80/4･9･10可以接合。因此得出结论，吐鲁番文书2种7件原是附于国博藏苇席上的文件。 另外，还重新考证了《逃走卫士案卷》的编制时期。经确认，文书上的判官，即，西州都督府的仓曹参军“元利”与2004TMM207:1-12上的“张元利”是同一人，《逃走卫士案卷》是上述文书中提及的仓曹参军在任期间（上元年间）编制的。因此，两分苇席裱糊文书是670年代中后期由西州督府仓曹史编写的，702年张礼臣去世时，被用作为殡葬用具。 接着，以文书片的接合和排接结构的理解为基础，重新复原了国博藏的苇席制作过程。并且，还重新讨论了先行研究中提出的86件大谷文书片的复原意见。结果得出结论，大谷文书片不是附在国博藏的苇席上的裱糊文书，而是附于另一苇席上的文书。两个苇席的大小虽然不相同，但制作方式应当大同小异。即，制作方式被推定为将文书纸张按一定的尺寸进行裁剪，重叠后，将苇席如信封般包裹固定，最后沿着两面的边框贴上紫色的绮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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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ed Mat, Official documents, Turpan documents, Otani Expedition, National Museum of Korea
苇席, 官文书, 吐魯番文书, 大谷探险队, 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