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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和“夏”的故事有长时间的形成过程。“禹”原为周族的治水英雄, 经过春秋时期有了“九州划定”故事, 到了战国时期, 有了家系(黄帝—颛顼—鲧—禹—启)、尧舜禹禅让, 以及大同和小康的理想世界观。“夏”也如此, 据《尚书》、《诗经》夏有两种用法:一是周人自称为“夏”;一是被商所灭之“夏”。经过春秋战国, 前者为“华夏”、“诸夏”之用法, 后者为历史化而构成“三代(夏商周)”之“夏”。如此个别独立形成的“禹”和“夏”, 经过春秋战国时期, 互相结合, “禹”称为“夏”的开创者。作为治水终结者的“禹”的英雄性, 才配的上作为三代之首的“夏”的开创者。 二里头遗址是研究古代中国文明的重要遗址, 其“井”字形道路网和其中心的所谓“宫城”区, 围绕着“宫城”区而分布的祭祀区和青铜器、绿松石、陶器、骨器制作工坊等, 显示着二里头的规划和其社会复杂化程度。中国文献中有不少有关夏朝的资料, 但是其大多为晚出的。因此所谓夏代史是否信史, 尚未解决。不过, 不少学者已经下结论为“夏代”是信史, 进而认为二里头遗址是“夏文化”。二里头遗址是否属于夏文化, 应该是研究二里头考古文化的“结论”。但是不少研究者, 沦为所谓“夏文化”的陷阱, 以“夏文化”为前提, 看待二里头考古文化。如此的话, 不能保持客观的态度来研究二里头考古文化, 恐怕有损于其价值。因此我们所面临的“夏文化”的诱惑, 应该保持冷静的态度来全盘考虑其考古文化。等到条件成熟了, 再主张“二里头是夏文化”也不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