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racteristics of the Interpretation on Ominous Disasters of the Xuhanshu Wuxingzhi

本文旨为将《续汉书･五行志》与《汉书･五行志》进行比较，并就此来追踪汉代以后灾异解释方法的变化。此外，通过对司馬彪的原文和刘昭的注之间的差异进行稽考，以此来两晋南北朝时期灾异解释的变化进行探讨。《汉书･五行志》收录了多种灾异解释系统，并按①《公羊春秋》系统、②《尙书大传》系统、③《谷梁春秋》系统、④《左传春秋》系统区分。但实际上，在解释灾异方面常会使用齐诗学、京房易学等更多的观点。因此，《汉书･五行志》中董仲舒与刘向的主观性且恣意性灾异解释和具有客观性和合理性的刘歆的灾异说以及带有预占化色彩的《京房易》的灾异解释等多种表现形式共存。但与此不同的是，《续汉书･五行志》中《洪范五行传》与京房易学的灾异解释成为主流而使其带有強烈的法则性和预占化的倾向。即便如此也不可只以神秘主义来说明《续汉书･五行志》。撰写《续汉书･五行志》的司马彪受到了以应劭和蔡邕的影响，应劭是典型的“经世致用”的儒学者，而蔡邕则也是重视汉家的故事即客观性事实的人物。因此，受到这两个人影响的司马彪的《续汉书･五行志》与神秘主义保持一定距离。再有，他作为底本来使用的《东观汉记》以其重视合理性的书籍也值得考虑。但刘昭的注则与此不同。刘昭不仅集录了异闻异事，还积极开陈了自己的见解。其中与不少部分与司马彪的立场有所不同。同时，还对司马彪持有批判性态度。其注释的特征可称其为对豫占的强调和神秘主义的倾倒。特别是谶纬书的引用较为突出。这也许可从刘昭为对《五行志》进行解释而全面引用郑玄的《尙书大传注》得以预见。这与当时的时代情况不无关系，南朝时期频繁的王朝交替形成了比灾异更重视瑞祥的社会风潮，且引发了“五德终始说”的流行。那么与司马彪相比，刘昭倾向于神秘主义也是很自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