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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稿對淸朝的對外膨脹思想和支持和擁護淸朝的公羊學派大一統思想試圖進行深入的檢討,進而討論前兩種思想對淸末改革派大民族主義的形成及其繼承關係。 就淸朝的大一統思想而言,它在性質上有別於漢唐宋明在漢族王朝下的漢武帝、唐太宗、朱元璋等有限大一統。與此同時,在漢族王朝下漢族文人(如『鹽鐵論』的文學和賢良以及班固、對外征服以前的唐太宗、范祖禹和『冊府元龜』有關言及、明代的邱濬和王夫之等)就像淸朝所侵奪的對外征服並不是予以所謂慶祝和大幸的稱頌對象,而卻是予以譴責和忌避的否定對象。集於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帝舜、文王‘夷狄說’和遼金元時期夷狄的‘用夏變夷’思想一身的淸代雍正帝從儒家經典的再詮釋找到了使‘內外’和‘中外’所區分的華夷峻別論者無能爲力的突破口。通過對儒家經典的再詮釋,否定空間上的內外區分而只强調德、禮義等文化的雍正帝大一統思想, 它不僅僅爲淸朝武力征服明朝提供了正當性和王朝的合法性,進而將它發展爲可以征服中國及其更大疆域的膨脹型大一統邏輯。 阿片戰爭前後,劉逢祿、龔自珍、魏源等公羊學派登上了學術界和政治舞台,通過今文學的再詮釋,對已往於因文字獄被禁忌的華夷論公開進行討論,他們對於作爲異民族淸朝統治漢族的征服者並不予以否定,而其觀點朝着肯定和認定淸朝的正統性和合法性方向進行展開。他們與雍正帝的接近方式不同,結果卻是殊塗同歸,通過對於『春秋』和『論語』等今文學特有的再詮釋, 認爲只具有禮義和‘彝倫’等文化因素,即使夷狄也可以統治中國。這爲淸朝統治漢族在理論上提供了支持擁護的力量。不僅如此,劉、龔、魏等公羊學派援引公羊學特有的三世說,將淸朝認作爲達到‘六合一家’、‘內外一家’、‘中外一家’的‘太平世’,進而將淸朝的大一統看做在傳統空間意味上對外膨脹的完成。他們的大一統思想與已往在漢族王朝下的漢族文人都予以否定對外征服的立場逈然不同,對淸朝的對外征服和對外膨脹所取得的功績都予以肯定、稱頌回應。在他們的共通回應中內含著爲淸朝的對外膨脹提供了正當化邏輯。龔自珍、魏源等爲解決當時人口急增和流民化等社會問題進一步提出設置新疆行省和西北開發的要求,這也爲隨著淸朝的對外膨脹而其地實效支配提供正當化的邏輯。 處在中國面臨著淸日戰爭以後的日本侵掠和列强瓜分的危機,淸末今文學派最活躍參與現實政治而風靡全國。尤其是旣淸末今文學派的代表人物又被淸末領導戊戌變法運動的康有爲、梁啓超、徐勤等繼承發展阿片戰爭前後的今文學派的大一統思想。不僅在學術上取得客觀的成果,而且爲淸末政治改革提供了思想武器。首先,徐勤是蒐集和整理在『春秋』有關華夷觀的集大成者。從何休的『公羊解詁』、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和『公羊傳』以及『穀梁傳』中收集了華夷之辨的尺度和事例相關一切資料,進而添加自己今文學的個人評論,寫成『春秋中國夷狄辨』。他的今文學再詮釋爲創造康有爲和梁啓超的近代大民族主義提供了理論的根據。 康有爲就像徐勤一樣以“中國、夷狄之别,但視其德。中國而不德也,則夷狄也;夷狄而有德也,則中國之。无疆界之分、人我之相。”爲文化主義提示了華夷之辨的唯一尺度。如此,比空間的‘疆界’和血緣的‘人我’更重視‘仁政’、‘人道’、‘德’、‘道’等文化價値不僅來自於徐勤等從『春秋』今文學的再詮釋,而且其繼承了在歷代非漢族王朝下的漢族文人和淸朝的統治者支持和擁護異族統治的正統性之邏輯。與此同時,從今文學的見解出發,康針對淸末革命派的純血主義和以漢唐疆域爲限的小國主義進行批判,進而以漢族中心的同化(或漢化)爲媒介,爲唱導東三省、漢族、蒙古、苗族、藏族等多數種族已融合的近代‘大民族主義’扮演先驅者的角色。另外,康旣就像龔自珍、魏源一樣對於淸朝對外膨脹方面所取得的成果予以肯定、稱頌回應,又將中國今文學的大一統思想和從西方引進的進化論和帝國主義等擴張民族主義結合在一起,創造出近代的大民族主義。如此,他將淸朝所擴大的疆域看做近代的領土主權範疇,這可以說是與當時革命派以漢唐明爲領土主權規模形成鮮明對照的大國主義。 在戊戌變法運動前後,被稱爲淸末舆论界之骄子的梁啓超也對今文學已經具備一定的造詣。但與康有爲不同, 梁以從西歐引進的伯倫知里(J.C. Bluntschil, 1808~1881)的國家主義思想爲媒介, 結果卻是殊塗同歸達到了大民族主義。雖然梁在民族構成和規模問題上持了國家主義的立場, 但是, 强調對異民族的漢族同化力的影響,加上康梁所達到的目的地乃是包括蠻族在內蒙古、回族、苗族、西藏融合在一起的大民族主義, 從這一點來講, 他們都是一致的。與此同時,與龔自珍、魏源還是康有爲不同,我們雖然無法確認梁對淸朝的對外膨脹所取得的功績予以肯定評價, 但梁持了將淸朝所管轄的所有地域看做自國疆域的領土主權立場,康梁都一脈相承的。他們所唱導的大民族主義與嚴復、楊度等改革派的近代民族主義和民國以後孫文的‘五族共和論’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理論有密接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