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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稿在批判的吸收前人研究成果(內在的發展論與衝擊-反應理論)的基礎上, 關於近代中國知識分子對西歐議會制度和選擧權的受用問題和對中國傳統的民本主義與西歐的議會制度以及大統領制的融合或者結合進行深入探討, 進而對中國傳統的民本主義的近代化進行重新評價。由於淸末時期的意識形態被儒家政治思想仍佔統治地位, 因此無論近代知識分子介紹·接受西方的異質文化還是提出政治主張時, 與其說是他們從西方政治思想, 倒不如說更多是從中國傳統政治思想資源(主要儒家民本思想)中尋找參照系。例如中國近代知識分子介紹西歐議會制度或者提出開設議會時, 把立憲君主制的淵源與中國古代夏殷周的三代遺風或來三代遺意相比擬。再如 梁啓超、譚嗣同等變法派人士將明末淸初的黃宗羲政治思想看做具有類似性、連續性。另外, 徐建寅、康有爲、何啓、胡禮垣等人將『尙書』所稱的‘三占從二’比擬為多數決的原則: 將『孟子』所言的‘國人皆可’和『周禮』所出現的‘詢謀詢遷’比擬為公民的請願權; 將『尙書』和『孟子』所表現的‘卿士’和‘大夫’比作上院及其成員, 並將庶人和國人比作下院及其成員來理解, 進而展開他們的政治主張。與此同時, 近代知識分子往往理解將在西歐議會制度中最核心之一的選擧權與中國傳統的‘鄕擧里選’和 ‘徵闢’以及‘察擧’等制度結合在一致。誠然, 從今天的眼光來看, 上述的中國近代人士的中西融合觀點不免多有武斷和牽強附會的批判。假如人們一旦發現其借經言政的觀點只是出於中國近代人士的武斷和牽強附會, 則非但不能廣泛地獲得人心, 而且會引起許多不必要的爭論。然而, 中國近代知識人士的中西融合一方面以“推補”、偷梁換柱和微言大義義為主要方法和形式力圖將傳統儒家政治思想近代化, 另一方面將民選議員和多數原則以及議會對行政命令監督權等西方的政治思想成分納入儒家傳統思想體系之中。他們以“推補”、偷梁換柱和微言大義來進行解析, 與其說是他們對於以選擧權爲基礎的西方政治制度的認識膚淺, 倒不如說很可能是當時知識分子的苦衷和策略所在。也就是說, 他們不從正面反對儒家經典, 主要是意在避免守舊派以此為理由被給自己扣上“離經叛道”的大帽子, 從而導致其維新事業半途而廢, 不如就此因勢利導, 在肯定儒家經典的名義(“託古改制)”下, 按照淸末知識分子的意願加以改造, 對其進行新的闡釋, 使之適應改造儒家政治思想原則的改革事業之需要。與此同時, 以“托古改制”方式宣傳近代化的議會思想多少會贏得“中等”程度的傳統士大夫的理解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