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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论文是根据韩、中、日三国幼兒园教育教学过程的变迁来一起考察研究其政治、社会背景的。韩国的话是根据韩国从第一次幼兒园教育教学过程到第六次幼兒园教育教学过程的变迁；中国的话是根据从清末到1999年的变迁；日本的话是根据日本从1948年保育过程到幼兒园教育要领的变迁，依次在本论文中做如下的比较:第一，韩国與中国从近代后期开始的幼兒教育几乎是来自西方基督教的传教士在其境内的大力推广所致，和把日本的幼兒园形式引进为其特征。第二，韩、中、日三国幼兒园教育教学过程一直都是以兒童核心、生活核心、经验核心的教育过程发展而来的。韩、中、日三国在深受儒家文化影响之下以致與以价值观为体系的西欧国家比较下较为垂直化、权威化、保守化之。第三，像这样虽然以追求基本趋势的改革为普遍性，但形成这样基本哲理的背景與过程是有其差异存在的。我国教育过程当中的变迁是经由先进国家多样的教育思潮来改革并加以应用发展而成的。中国的话，从近代以来虽然是接受通过外国传教士将西欧国家的幼兒园教育模式和日本的幼兒园教育模式的传入，但中国亦不断倾注大量的努力来使之與传统结合而大众化。日本的幼兒教育是由1876年以福禄贝尔(froebel)教育法为基础而设立的东京女子师范学校附设幼稚园为起源而出发的。我们亦可当为日本一刚开始先以西欧国家的教育理论为模仿对象，后来引进了许多外国的理论，而使得日本的幼兒教育能延续以幼兒核心、生活核心、经验核心而成为一贯的传统来看。可看出那结果让日本虽沿用了新的教育理念却又很努力地让传统理念保持了独创性。以上是三国为了顺应世界潮流或各自处于政治、社会、经济方面的变化而让普遍性和特殊性有了发展的走向。但虽然可说例如最近刚修订的韩国第七次幼兒园教育教学过程或中国、日本现行教育过程是跟随信息化、世界化脚步的趋势还不如说是人类在迎合追求普遍性价值焦点的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