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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都城開封，雖然唐宋變革期的經濟發展和位於交通樞紐的地理位置，經濟因素對都市史開展的影響日益增大，但畢竟是首府，都市的政治和禮儀功能仍然受到重視。都城的禮儀空間便是都市景觀上的象徵性地標，定期舉行國家祭典以宣布權力的正當性，都市的各種設施也以此為基點配置。北宋時代，南郊圜丘壇、太廟、社稷、文廟、武廟等儒教傳統禮儀設施，大多設立於世俗權力中心大慶殿連結於南郊的中軸線上。這些傳統國家祭典在開封的中軸線南面御街上，按照禮制規定嚴格舉行。北宋時代，開封的傳統禮儀空間也發生了一些變化。開封並非計劃城市，禮儀設施也後來移植於自然膨脹而發展的城市結構上，無法完全實現“左祖右社”等對稱結構。神聖的禮儀空間也沒辦法隔絕於一般的生活空間，不得不與官署、邸店、民家，混在一起的狀態下運用。這些變化提供給居民貼近儒教傳統祭典的機會，並強化傳統禮儀的政治功能。 其次，北宋時期都城禮儀所見的另一種變化是景靈宮、玉清昭應宮等道教宮觀禮儀，編入公式的國家祭典系統。起初，遇到國家大事或自然災害時，政府遣使宮觀主持“告禮”或“祈報”。但藉著宋真宗天書事件和泰山封禪，道教宮觀在國家祭典上開始扮演重要的角色，景靈宮也設立於宣德門對面的南面御街宮廷廣場上。到了神宗時期，分散保管在都城各所寺觀的歷代皇帝和皇后塑像移到景靈宮集中管理。從此，皇帝開始親自舉辦祭祖典禮，景靈宮逐漸成為與太廟媲美的皇室祠堂。值得注目的是，景靈宮祭祀開始進入了最高層次的大祭典“南郊祭天禮儀”。北宋繼承唐朝後期的“一連祭天的方式”，南郊大祀的路徑便改為景靈宮-太廟-圜丘壇禮儀這樣的順序。大祭典的期間，皇帝的禮儀隊伍連續訪問景靈宮-太廟-圜丘舉行祭祀，而這些都城的禮儀設施也自然連結起來，禮儀空間和禮儀行為也開始脫離了封閉性和孤立性。莊嚴的祭典遊行結束後，皇帝回宮。之前，在宣德樓廣場上，舉行大赦和褒賞，至高無上的皇恩傳達給開封居民了。皇權和道教之間的密切關係，提供道教編入國家祭典系統的機會，都城的著名道觀也成為國家禮儀空間。 最後，爲開封民間基層社會所廣泛崇拜的一些祠廟也開始編入到國家祭典，在禮制史和都城史的開展上具有重要意義。開封祠廟的祭典編入，以“告禮”或“祈報”的形式來進行。建隆元年(960)，太祖出征之前，遣使到祆廟、泰山廟、城隍廟，舉行出征禮儀。之後，遇到國家大事，政府便遣使到東嶽廟、五龍堂、城隍廟、九龍堂、浚溝廟、子張廟、子夏廟、信陵君廟、段幹木廟、扁鵲廟、張儀廟、吳起廟、單雄信廟等都城祠廟，舉行“告禮”或“祈報”典禮。稱謂“京城祠廟”的這些祠廟大多是已獲合法地位的著名祠廟，具有廣大的祭祀圈。唐末五代以來，民間祠廟逐漸成長為區域網絡的核心樞紐，而地方政權積極後援這些祠廟，獲得地方有力人士和居民的支持。北宋政府基本上承襲了這些路線，采取包容而開放的政策。如此，京城祠廟等一些開封著名的民間祠廟，具有公共禮儀空間的特徵，也開始扮演公式的禮儀、政治功能，並增強本身的宗教及社會功能。民間信仰所內含的基層自發性引致了都城的國家禮儀和禮儀空間的變化，更積極推動居民的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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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 開封, 南郊, 太廟, 景靈宮, 祠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