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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东亚史”的定义，我们可以将它称为中国中原、韩半岛、日本列岛、南中国、越南、满洲、蒙古、西域、西藏等诸势力在政治、军事、经济以及文化方面互有影响而展开的地域共同体历史。从总体构造看，位于中心的中原和周边地区之间的关系占有最大比例，其他地区之间的关系显得相对薄弱。为此，我们不妨认为中原与周边地区之相互关系是东亚史的重要构成因素，并且按照不同地区，其关系明可以明确被区分。就7-9世纪东亚史而言，唐朝和北方或西部游牧民族国家之间进行着激烈的攻防战役，在此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唐朝为游牧民族国家的君主提供了几千匹、几万匹甚至有几十万匹的绢帛等颇多的物资财源。这一情况充分显示不仅在军事还在经济方面亦有活跃的交流。与此相反，文化方面的交流却停留在初步状态，虽有些中原的部分文化流传到游牧民族地区，但未能得到当地化发展。关于唐朝与东边农耕地区国家之间的情况，唐朝曾向百济、新罗和渤海提供丝绸等物资，但除了额数只相当于二三千匹的三次事情之外，大部分的情况并没有超过几百匹的额数，并且如此情况从未见于高句丽与日本之间。由此看，当时经济方面的交流并不频繁。此外，军事方面的冲突也并不多见。除了新罗和唐朝交结联合而灭亡高句丽和百济的一段时间外，唐和新罗之间未发生过战争，唐与日本、渤海之间也同样没有出现严重的武力冲突。与此相比，在文化方面的交流较为活泼，中原文化的构成因素，比如：汉字、佛教、儒教、道教、律令、册历等重要因素中，大部分能够传播到各地，同时，被当地人积极吸收而成为当地文化的重要构成因素。通过以上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到，7至9世纪东亚国际关系交流中，唐与游牧民族国家主要进行军事、经济方面的交流，与此不同，唐与东边的农耕国家之间的交流集中在文化层面上展开。我们常以东亚地区称为“汉字文化圈”或“儒教文化圈”，从而指出东亚各国具有文化同质性或者共同文化背景。这种认识似乎是出于中原文化流传到周边国家而形成东亚文化圈的前提。也许，由于我们过于多见中原文化对我国文化带来的影响，然而能够接受如此的历史认识。但我们不能忽略的是，中原周边的民族国家中，确有不少的地区虽在政治、军事和经济方面保持着紧密关系，但在文化方面没有得到深入交流甚至从无有影响。我们必须考虑这点，进行对东亚史的认识。之所以需要这样做，是因为这些民族在东亚历史发展过程中虽没有接受中原文化，但担任了重要角色。此外，对中原文化的吸收表示积极态度的日本也10世纪以后不再有全盘接受，渤海灭亡之后的满洲东部地区没有受到中原文化的浓厚影响。只有建于韩半岛的王朝越到晚期越积极地接纳中原文化。我们只要在以这些情况作为背景下，试图进行对东亚史构造的理解，才能够描述出韩国史的真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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