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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代是中國學術思想史上儒學開始占統治地位的時期, 也是儒學的經學興盛的時期. 漢代的儒學本身就與其他各家有這樣那樣的關係, 文學更不只是受到儒學的影響, 因此在論述這個問題時也涉及儒學以外學術思想流派, 還涉及到一些硏究方法問題, 但中心還是探討文學思想的變遷與儒學的關係. 西漢初占主導地位的是黃老思想. 但這種崇尙無爲, 因法爲治的思想是排斥文學的, 因而它對文學的影響主要是消極的. 漢初約60餘年間特別是前50年, 文學作者寥寥, 這是一個主要原因. 給這一時期的文學帶來一點生氣的主要是那些儒家或縱橫家色彩較濃的人物, 其繼承的傳統則主要是楚辭, 陸賈, 賈誼和枚乘就是突出的代表. 武, 宣之世的文學思潮同漢初有一脈相承之處, 主要表現爲仍然重視楚辭的傳統. 司馬遷就是楚辭傳統的傑出繼承者和發揚者. 不過他主要繼承的是楚辭的發憤抒情的精神而不是形式, 故魯迅稱他的 ≪史記≫ 是“無韻的<離騷>”. 司馬相如也是繼承了楚辭的傳統的. 其抒情賦如<哀二世>, <長門>, 從內容到形式都上承屈賦而有所發展. 漢代的文學到元, 成以後發生了較大的變化. 從元, 成迄于哀, 平與新莽, 經過農民大起義而有所謂“光武中興”, 建立東漢王朝, 到明, 章二帝, 東漢的興隆達到了極致. 這一盛衰興亡的變化, 按照曾經流行的社會學的觀點, 文學理應是生氣勃勃的. 但是不然, 除了少數的奏章外, 這時的詩賦, 散文大都寫得蘊籍典雅, 作者的意圖無論是抨擊弊政, 抒發個人的不平或是歌頌帝王的功德, 都表現出雍容的孺子之風. 間有寫得比較壯麗的(如揚雄, 班固的大賦), 也遠不如司馬遷, 司馬相如之作那樣的氣勢磅礡了. 在中國文學史上, 如果要找出一種儒家文風的樣榜, 就要算這一時期的文學了. 應該承認, 揚雄, 班固, 衛宏等的文學思想在東漢中晩期是仍在發揮其影響的, 如崔瑗等人的作品卽有雍容典雅的儒風. 但是, 隨着政治, 社會情況的變化和文化思想的變化, 從東漢中期起, 文學思想也發生了重要的變化. 東漢中晩期文學思想和文風的變化幷不是突然顯現的, 而是逐漸形成的, 如以晩期的趙壹, 邊讓同中期的張衡相比, 其漸進之勢固非常明顯, 就是拿蔡邕同張衡相比, 拿張衡的前後期相比, 也可以比較淸楚地看到變化的趨勢. 這同東漢中後期社會矛盾愈來愈尖銳有一定的聯係, 同東漢中後期文化思想的變化愈來愈顯著更是互相關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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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代, 儒學, 黃老學, 文學思潮, 漢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