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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將韓國人中國旅行之后留下的游記分爲日常生活、國家体制和歷史文化遺跡, 分析了現代韓國人對中國的認識。其觀點能槪括爲“擁有偉大文化的中國与落后的社會主義現實”。正因爲如此, 好像去中國旅遊的人們多半關心文化遺産, 而不去觀察農村現實或都市人的日常生活. 這篇文章中的大部分“日常”是旅行者旅途中的感想, 所以其中存在他們誤解中國人眞正日常的可能性. 大多數韓國人以自己的眼光去評价中國的國家体制、日常生活,而且幷不是持肯定的觀點。他們以開放化与文明化的尺度來衡量中國人的日常生活,而不是以生活的本質。開放化是中國政府最近所追求的政治理念, 文明化是與近代以來進行的東亞文明的硏究有關。依據上述說明在中國, 越是在城市,越是年輕人,越能明顯地体現出開放化的發展進程。雖然社會主義中國作爲國家目標一直在推進文明化戰略,但是韓國人認爲臟、粗、窮、无耻等不文明的因素依然支配着中國人的日常生活。這种評价可以理解爲韓國社會已走入文明時代, 而且觀察者也持有這種觀點。 與此同時, 作爲社會主義體制的落后性,韓國人還指出其封閉性、公務員缺乏責任感及低效率、貧窮等。当然也有一部分人肯定中國婦女地位的提高与現代中國的經濟成就,但這畢竟是少數。大部分韓國觀察者雖然不大同意美國學界議論的中國危險論. 但也認爲中國是毛澤東支配下失敗的社會主義。其失敗表現在對毛澤東的个人崇拜,賺錢的熱風,文化大革命的后遺症,國家的封閉性等。 事實上, 這種判斷是與最近韓國的市場經濟發展成就和資産階級民主主義的尺度來觀察的結果有關。特別是在韓國民主化成功了, 而中國一九八九年天安門民主化運動失敗了以后, 中韓建交了。大多數韓國人在訪問天安門時回顧当時事件, 幷判斷和估量中國的民主化。與此同時, 訪問者年齡大多是四十歲以上屬于社會穩定階層,是走過韓國的貧窮与獨裁的人。總之, 對中國社會內部結構的變化, 韓國人不是以連續性的側面理解,而是以韓國現代史的成就与資本主義民主化的成就來衡量。其實韓國的市場經濟和自由主義制度本身還處于散漫的水平,却用更高級的民主主義來批評中國現實。因此, 韓國保守精英們在90年代以前積累的時代認識體現于游記里的否定中國觀。 相比之下,旅游者們對中國文化遺産倒是贊嘆不已。這與中國現實的批評家形成鮮明對比。他們對偉大的中國文化,特別是對中國淸代以前留下的歷史、藝術和其宏大的規模等予以頗高的評价。尤其是韓國人崇拜古代文化的熱潮與尋找韓國傳統文化的根源有着密切的關係。對司馬遷和"史記"遺蹟、孔子遺迹、古代佛敎文化遺産、中國文學遺址、朱喜遺迹等的實地調査就是最好的證明。這可能與朝鮮時代興起的慕華主義有關, 因爲上述的文化遺蹟不僅直接與韓國文化的重要構成因素有關, 而且其中依然存在以韓國人自己的觀點解釋中國傳統文化的現象。 但是, 人們對淸以后的歷史遺跡關心不大。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的歷史遺跡很少記錄在游記里。對現實中國誕生起作用的革命時代的歷史几乎無人問津。在這一点上韓國的中國文化熱潮,不僅與由朝鮮后期士大夫發展的華夷論有關, 而且与近代日本殖民地崇拜古代文化的政策以及韓國戰爭以后制約我們的冷戰意識形態有着直接關系。正因爲如此, 一位年輕人爲了擺脫傳統意識觀念,去延安,井崗山了解共産党革命的實地調査値得我們關注。 觀察中國文化遺産時,韓國人不太考慮這些遺産可能是由中國政府,特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所“加工”的産物。在東亞, 所謂的文化遺産可以說是爲了象征二十世紀文化國家的'發明物'。因此我們需要理解國家對文化遺産的指定和管理戰略。從"創造"的中國歷史産物―高麗遺迹來看, 對于文化遺産的意義和性質, 擁有文化遺産的戰略比生産者的權利更起決定性作用。 韓國人持有歷史和現實的悖离較大的中國觀,顯示着認爲中國旣是“他者”又等同于自己的矛盾。這種矛盾來自于各種滲透到認識主體的錯綜複雜的中國觀 : 在朝鮮時代形成的華夷論的中國觀 ; 從大韓帝國期以后到最近的激變時代狀況中形成的多種形態的中國觀, 尤其是觀察者們的觀察始點卽90年代以后的落后的中國觀。因此, 爲了解決這種矛盾, 我們先要充分認識現代中國是過去的合法繼承者同時, 客觀評價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