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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近代時期以朝鮮爲題材的十幾種小說中，≪日本滅高麗慘史≫與其他描寫朝鮮亡國過程的“創作作品”不同，而是屬於所謂的“飜譯小說”, 本稿着眼於該作品的這一特色, 將≪日本滅高麗慘史≫與原著 F. A. McKenzie的≪The Tragedy of Korea≫進行了比較分析, 主要結論概括如下: 第一，就兩者的目次比較來看，F. A. McKenzie的≪The Tragedy of Korea≫從第一章“隱遁的王國”到第21章“從長遠的眼光來看”共21章; ≪日本滅高麗慘史≫從第一章“隱逸國之高麗”到第七章“閔妃被害後日人之處置”在≪中華全國商會聯合會會報≫上作過部分翻譯連載，之後的內容沒能繼續刊載。兩個作品重合的目次和實際內容比較時，整體上似乎很相似，但部分題目和內容所談論的特定事件在很大比例上存在着差異，因此, ≪日本滅高麗慘史≫不能說成是對原著的飜譯，甚至於還不能說成是飜案作品。 第二，在檢視作者的視角時，F. A. McKenzie的≪The Tragedy of Korea≫和≪日本滅高麗慘史≫，對朝鮮的形象，對亡國抱有的視角等多方面存在着很大差異。特別是≪日本滅高麗慘史≫從第4章開始經常出現“我們中國”這樣的語句，敘述者完全被取代爲中國人, 而不再是McKenzie; 另外, 原著裏未曾强調的“屬國”觀念在≪日本滅高麗慘史≫中反復登場。整體看來，≪The Tragedy of Korea≫中McKenzie的視角基本是同情和支持朝鮮，對日本的侵略表示出憤怒和批判的立場。 與此相反，≪日本滅高麗慘史≫的敘述者站在“朝鮮是中國屬國”的傳統中華主義的立場，無視朝鮮人的意念和生活，反復強調朝鮮王朝必亡的因素, 充分顯露出失去屬國的中國人的悲憤心情。這樣的視角差異, 在對當時朝鮮政界人物和政治事件的評價方面也有所表現。對於大院君, 原著站在認可他的能力的立場，≪日本滅高麗慘史≫則將他視作营私舞弊的亡國元兇。對於閔妃，原著顯示出其和靄和狠毒的雙重性格，≪日本滅高麗慘史≫雖以“亡國、狡猾”等語言來表現，但內面却抱有一定程度的同情。對於朝鮮國王, 兩者都將其表述爲軟弱無能的人物。≪日本滅高麗慘史≫的敘述者從原著者轉換爲中國人筆者之後，敘述者“我”將現時“我們中國”的弊端與已成爲先進國家的日本相比，用激昂的語調呼喚“自國民的覺醒”。這就是這位翻譯家兼敘述者飜譯介紹這本西方人的原著的根本動機。 第三，爲了更進一步地宏觀把握兩個文本的各種視角差異的根源，將≪日本滅高麗慘史≫的視角與當時的其他朝鮮題材中國文學作品相比較時，這些小說都描寫了朝鮮亡國的原因和過程，安重根等救國英雄的生涯，但其創作動機最終都是在於通過這些故事喚醒中國讀者和國民不要重蹈朝鮮的覆辙。≪日本滅高麗慘史≫用非常主觀和感性的語調提示朝鮮亡國的原因和中國的現實，這已不是這篇小說特有的現象, 而是當時朝鮮題材小說裏共通的現象。在這樣的背景下，卽基於亡國的危機意識和國民啟蒙的必要性的要求，≪日本滅高麗慘史≫的內容便與原著≪The Tragedy of Korea≫大爲不同, 將描寫朝鮮現實的“他山之石”轉換成了顧慮中國未來的“我田引水”。 另外，將McKenzie的≪The Tragedy of Korea≫與當時訪問朝鮮的外國人的著書--特別是Grifis的≪隱者的國家-韓國≫和Bishop的≪韓國及其鄰邦≫相比較時，三部作品的構成和視角雖各有特徵, 但就對當時朝鮮問題的政治視角來判斷，McKenzie的作品才眞正是從“自由”和“正義”的原則上入手，敍述了遭受新興帝國主義國家日本蹂躪的朝鮮的獨立問題。他的這種政治立場, 與同樣出生於英國的著名外交官G.N.Curzon的視角相比, 意義更爲深刻。G.N.Curzon的<Problems of the Far East>描寫了: 因無能和無力成爲周圍列强犧牲品的朝鮮，抵擋不住俄羅斯南侵政策進攻的腐敗的中國，向西方學習具有無限發展可能的日本等. 由此, 充分顯現出英國知識分子心目中的帝國主義框架。從這點上來看，撇開自國的利益純粹批判日本帝國主義的McKenzie的觀點, 自然引人注目. 而這種McKenzie的觀點, 在將≪The Tragedy of Korea≫翻譯成≪日本滅高麗慘史≫的過程中，由於中國人譯者的想通過朝鮮亡國啟發中國讀者覺醒的動機不同的原因，原著內容和視角均大大地改變了。
